配资是一种为投资者提供杠杆资金的金融服务！
中国飞盘队8月12日完成了世界运动会的历史首秀，在团队飞盘项目首战中以8比13憾负德国队。近年来，飞盘运动在中国从校园社团悄然兴起，经历了城市俱乐部遍地开花的繁荣，最终从街头走向国际赛场——这支由职员、老师、学生等业余选手组成的中国队就是最真实写照。
25岁的李鑫今年6月刚毕业于成都大学，9月将成为德阳市一所小学的体育老师。他至今记得2018年那个夏天。在成都大学的军训操场上，师兄们手中的飞盘令他十分好奇。“我试玩了一次，就彻底迷上了。”彼时的他不会想到，七年后的自己会身披国家队战袍，站上世运会赛场。
飞盘运动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，1989年德国卡尔斯鲁厄世运会，团队飞盘首次作为邀请项目亮相，此后在2001年秋田世运会上成为正式项目。中国队此前从未出战，只因国内的飞盘运动起步较晚，就在七年前，还只是一项小众运动。
李鑫加入成都大学飞盘社团时，整个社团仅20多人，身边多数同班同学都对这项运动感到陌生。第一次在校园组织飞盘体验活动时，半天下来只吸引了寥寥数人。如今，这个社团已发展到近百人规模，就连以前不理解他为何练习“这项没有前途的运动”的朋友，如今经常在朋友圈里晒玩飞盘的照片。
国家队选手周安琪与飞盘的缘分始于2021年，那正是飞盘运动凭借低门槛、强社交的特点成为都市青年运动新宠的阶段。当时在运动品牌公司工作的她，偶然接触到上海沪蛙飞盘俱乐部，瞬间被这项运动吸引。“有一个机会让所有人在同一片场地争夺飞盘，共享一块盘，还能打破性别壁垒，这项运动太酷了。”
作为打工人，周安琪需要在工作与训练间艰难平衡。她平时利用下班后和周末的时间训练，经常在周五下班后赶高铁或班机赴各地参赛，周日深夜返程后，周一照常上班。她坦言，业余运动员难免要面对“赚钱养家”与“追逐梦想”的矛盾，但她“愿意这样为爱折腾”。公司的支持更是让她心怀感激：“我必须要感谢我的老板，她给了我假期让我有机会参加世运会，这份理解也是我坚持的动力。”
去年通过选拔进入中国飞盘队，如今在世运会的舞台上代表中国出战，周安琪深知意义非凡：“这是飞盘被更多中国人人看到的机会，能让大家知道它是热血、正规的运动。”目前，周安琪所在飞盘俱乐部的成员大部分是与她年龄相仿的都市打工人。
这正是近年来飞盘运动在国内群众基础持续扩大的写照。截至2024年底，全国31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飞盘项目注册协会超100家，俱乐部达900余家，覆盖近200个城市，高校飞盘社团增长率连续三年超过40%。
与群众基础同步提升的还有专业竞技水平。在英国诺丁汉举行的2023年U24世界青年飞盘锦标赛上，来自新加坡的何志豪经人推荐，成为中国飞盘集训队的主教练。彼时的他已与飞盘相伴19年，从18岁踏入大学校园初次接触这项运动开始，便与飞盘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回忆起自己刚接触飞盘运动时，何志豪坦言：“当时新加坡飞盘的发展状况比现在中国糟糕得多，全国打盘的总共也就百来人。”
有了基础，才有上层建筑。中国飞盘队直到2024年才真正完成组建，在此之前，甚至凑不出一支专业队参赛。“中国这两年的飞盘发展速度远超预期。”何志豪对中国飞盘近两年来的跨越式发展尤为感慨，“如果新加坡回到10到15年前，我们可能连与强队对抗的机会都没有，但现在中国队在和德国队比赛都能咬得住。”
在中国执教的一年又八个月后，何志豪坦陈，中国飞盘运动虽然进步飞速，但与顶尖水平依然存在五到七年的差距。他表示，日本、澳大利亚、新加坡等亚洲飞盘水平先进的国家已形成非常成熟的培养体系，而中国还在积累探索阶段；以新加坡为例，高校和中学已将飞盘列为常规体育项目，全民参与度很高，而中国在青少年基础、赛事体系等方面仍需完善。
周安琪眼中的未来是“飞盘的蛋糕越做越大”，并呼吁更多人透过爆火现象与社交属性看到这项运动的专业性。相比两三年前，如今国内的飞盘热潮逐渐褪去，她对此并不避讳：“初期吸引大量爱好者是好事，这是扩大群众基础的第一步。” 在周安琪看来，那些在浪潮中沉淀下来的爱好者，“才能支撑中国飞盘走得更远”。
（本报成都8月12日专电）
兴盛网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